你我都是幫兇

最近聽到一個農村微型產業的故事:有一群來自台北,熱心、有理想的社區工作者,積極輔導社區媽媽成立手工藝的產業組織。一開始,外來者帶來許多社會資源,手工藝作坊很快發展起來。不久後,為了組織長期生存(外界資源總有停止的一天),組織工作者開始要求發展大量接單、大量生產的作業模式,以便降低成本、控制品質,於是社區媽媽與組織工作者發生衝突,集體離職成立另一個組織。

這樣的故事不斷反覆發生,只是媒體很少報導。但故事還沒完。新的組織崇尚傳統手工藝的生產方式,每個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命,社區媽媽不會覺得自己是女工,而是創作者。國家的資源不斷在尋找這樣有潛力的個案,於是,來自中央政府的某個方案,又挹注了一筆經費。但政府不可能白白給錢,一定要看到「成果」。於是,社區媽媽被要求擴充組織。新進來的工作者,一開始被賦予的目標,就是要有「成果」。於是,新的衝突再度產生,追求效益與追求獨創的力量,讓組織再一次面對分裂。

為什麼這群社區媽媽會一再面臨價值觀衝突帶來的撕裂?這群人(包括外來的組織工作者)都很可愛,都是社會的瑰寶,她們盡心盡力讓農村衰敗的經濟找出生機。只是,她們是兩種工作者,一種追求效益的極大化,一種追求自我存在價值的實踐,彼此找不到妥協的空間,最後只好分道揚鑣。這樣的故事,在農村裡也必然會一再發生。

在都市裡,這樣的故事其實也不斷出現,只是,並不會造成衝突,因為「追求效益」的一方,已經成為主流。新經濟、全球化的力量,逼迫生產者必須想盡辦法降低成本,一方面卻還要提高品質,壓縮利潤,同時也造成一般工作者工時越來越長、收入卻不見成長,還可能隨時會丟掉工作,不安全感越來越強。無法適應的一方呢?極為卓越者可能成為優秀的藝術家、創意人、研發主管,但多數可能就只能尋找經濟回饋不強(而且收入越來越少)的工作。

當然,我們會祈求農村裡兩種社區媽媽組織,都能找尋到生存的空間。但說起來,關鍵似乎也還在你我身上。最終還是消費者決定了生產者的生產模式。我們會願意因為更合理的工作方式,就多花30%的價錢買一塊社區媽媽編織的手帕嗎?我們會因為某一家大企業支持工會,就慷慨地在購買產品時,多付5%讓員工擁有更高的薪資?通常不會。我們會追逐便宜好用的商品。我們購買股票、購買基金,依據的是哪一家企業會賺錢、股票會上漲,而不是因為哪家企業很有社會良心。我們會很喜歡看農村微型產業復甦的報導,但自己卻無法掙脫於會讓這種生產模式毀掉的消費行為。最終,我們的消費行為導致都市裡殘酷的職場競爭。我們都是幫兇,但禍首是誰呢?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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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在英倫的漂油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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